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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伯年 投壶图 中国画 179.4cm×94.3cm 1891年 中国美术馆藏
中国美术馆所收藏的《投壶图》是海派画家任伯年1891年创作的一件作品。
任伯年(1840-1895)名颐，字伯年，别号山阴道上行者、寿道士等，浙江山阴航坞山（今杭州市萧山区）人，是我国晚清画坛的重要画家。任伯年的绘画技艺精湛而全面，人物、花鸟、山水无一不精，被誉为“海派巨擘”。在近现代中国画史上，他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奠基者和变法革新的先行者。创作《投壶图》时，任伯年52岁。
该作品描绘的是一个中国古代家庭里正在组织投壶活动的场景。画面中央，在几株高大的棕榈树下面的石桌旁，坐着一位中年男子，宽袍大袖，慈眉善目，长髯飘于胸前。从服饰特征上看，其前襟系着带结，似乎是一位宋代的文人士大夫，同时也是一位父亲、一位家长。他看着两位少年（应该是自己的儿子）投壶，怀中抱着幼子。投壶少年的身后，站着两个书童，一个抱古琴，一个抱书籍。很显然，这幅画主要表现的不是投壶的娱乐休闲功能，而是它的教育教化功能。
关于投壶的教育教化功能，据《礼记·投壶》记载，举行投壶礼时，年幼者即弟子在堂下观礼，承担一些服务工作，同时接受礼仪教育。投壶过程中，司射告诫堂下观礼的弟子，要严谨守礼，不得态度傲慢、怠慢，不可以背过身去，不可以隔着旁边的人和离自己较远的人说话，否则就要接受惩罚。
投壶也非常符合古人心性修养功夫的要求。明代王汇征的《壶谱》中一段话：“夫临壶握矢，揖逊相投，让斯形焉；心平体直，审固爱发，敬斯昭焉；疑畏不存，竦慢是警，义斯著焉；随几达变，得心应手，哲斯见焉；偏陂则乖，顺逆适节，中斯著焉。”这段话准确地阐释了投壶应该具有的身心状态，要求投者提升专注度，集身、心之力。在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位少年正准备投矢，他身前陶质或铜质的双耳投壶中，已然插着一支刚投入的矢。虽然父亲就坐在面前看着自己，兄弟也站立一旁。还有父亲怀中的小弟弟，被石桌上的青铜觚所吸引，似乎正在咿咿呀呀说着什么。身后还有两个书童，正观看比赛。这些本是分散注意力的因素，却都被少年屏蔽了。只见他凝神屏气，眯起眼睛瞄准投壶。这一刻，他已完全忘记了周遭的存在，扬弃了所有的计较之念，身心一体、天人合一。
《投壶图》的画面中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细节，它们也都在传达着作品的主旨——礼教价值观在家庭教育中的贯彻。
首先，是院中几株高大的棕榈树。在中国东南的闽浙赣粤地区，棕榈树的“棕”与祖宗的“宗”同音，种植棕榈有敬祖的寓意。而且，棕榈树四季常青，经霜而不凋，被中国古代文人视为傲岸不屈的人格象征，历代都有诗人歌咏棕榈树。其次，是石桌上摆放的一个青铜觚。青铜觚是商代到西周早期的酒器，也是很重要的礼器。宋代金石学兴起，文人士大夫喜欢收集三代的青铜器，他们认为青铜器是古代圣人用以载道之物，有象征礼仪的功用。宋代仿制商周青铜器之风很是盛行，甚至还催生了青铜器型的瓷器。这件作品中，就有一个和青铜觚放在一起的瓷觚，它们就是社会秩序、家庭秩序之礼的视觉符号。第三，是插在青铜觚和青瓷觚中的折枝桂花。中国文化中，桂花也是君子之德、高雅荣誉的象征。在这幅画中，折枝桂花是清雅自谦品格的寄托，亦是才学出众、前程远大的祝福。第四，是两个书童抱着的古琴和书籍。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诗教、礼教和乐教，认为君子的学习过程，应该是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而书、投壶、琴，恰恰对应着诗教、礼教和乐教。《投壶图》的细节也能反映出画家观察的细致和体验的丰富。比如桂树一般都是中秋左右开花，这时候虽然气温还不算低，但久坐室外地上，寒气必会侵入身体，所以，画中这位父亲身下便垫着一张裘毯。而画中人物之间的神情、动作也都非常生动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。如父亲抱着幼子望向两个即将成人的儿子，似笑非笑，目光饱含赞许，神情寄予厚望，一位威严而不乏慈爱的父亲形象呼之欲出。两位投壶的少年，在此应该为兄弟二人，根据投壶礼仪，正在投壶的是兄，等待投壶的是弟。弟弟看到兄长已经投进一支，也感受到父亲赞许的目光，心中不免有些紧张。这种情绪可以从他紧蹙眉头盯着前方投壶，稍显僵硬的笔挺身姿，以及将箭矢与衣角一起攥在手中却不自知这些细节，生动地传达出来。更重要的是，画面中父亲、幼子和两个儿子之间虽然隔着石桌，但父亲的衣袖恰好和长子相连。这样一来，父子四人视觉上连成一体，象征着同一血脉不可分割的骨肉关系。再看两位兄弟身后的书童，画家有意地将书童和前面的父子四人拉开距离，中间还画上了栏杆，暗示了他们的身份，与前面的人不属于同一个“范畴”。两个书童，一个歪头侧脸，抱着几乎和身体等高的琴；另一个弓背耸肩，用下巴和手臂夹着满怀的书。其唯恐琴、书掉落发出声响惊扰主人，怯生生不敢靠近的状态跃然纸上。
（作者系中国美术馆藏品征集部副研究馆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出站博士后、东南大学艺术学出站博士后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