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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青藤有余慕 清中期文士阶层如何“追星”

书画故事 发布于:2021-07-27

徐渭 墨花图(局部) 卷 故宫博物院藏

徐渭(1521-1593)出生于明代中后期,他生前虽谋略出众,尤其“好奇计,谈兵多中”,但终究“以不得志于时,抱愤而卒。”去世多年后,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发现了这位奇人,写奇文《徐文长传》,徐渭的声名才得以大显于世。在《徐文长传》中,袁宏道就预测徐渭以诗文为主的艺术作品“一扫近代芜秽之习,百世而下,自有定论。”确如袁氏所言,在“百世而下”的清中期,徐渭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,其作品被当时的文士阶层所青睐。那么,这些文士阶层是如何赏玩徐渭作品的?赏玩方式跟今人相比有何不同?

丨赏玩的几种方式丨

雅集吟咏

清中期乾嘉盛世,社会稳定,文士阶层流行各种主题形式的雅集。在京师,每逢花开花落、立夏立秋、中秋重阳,诗文酒会几无虚日。就算在平日,文士之间也多有相聚。雅集的内容,以写诗论画最为多见。徐渭的一枚竹质印章,就曾出现在汪启淑举办的雅集上,作为吟咏的对象。

汪启淑是当时著名的藏印家,自号“印癖先生”——其辑录的《飞鸿堂印谱》至今仍是篆刻界赫赫有名的集名家印存之最者。乾隆四十年(1775)十一月的一天,在工部任职的汪启淑邀翁方纲、朱筠、程晋芳、张埙、顾宗泰及蒋香泾一行集于其住宅“蜗寄轩”,诸人分韵吟咏汪氏所藏古印。其中,翁方纲分得李清照玉印,朱筠分得李广铜印,程晋芳分得李纲瓷印,张埙分得徐渭竹印,顾宗泰分得李长蘅石印,蒋香泾分得徐石麒晶印,汪启淑分得赵孟頫夫人管道升牙印。分得徐渭印的张埙作诗《同翁覃溪、朱笥河二学士、程鱼门吏部、顾星桥舍人、蒋香泾进士,集汪秀峰工部蜗寄轩,分咏古印,得徐渭竹印》一首,此诗载于其著作《竹叶庵文集》。

需要说明,汪启淑这次雅集的主题是让宾客赏鉴他所藏的名人古印,进而再分韵吟咏,这两个环节共同构成这次雅集的内容,“吟咏”与“题诗”虽形式相近,但性质不同,应予区分。

画作题跋

对一幅书画作品作题跋诗,是传统中国文士钟爱的赏玩方式,宋代苏轼名诗《题惠崇〈春江晚景〉》就是此类。清中期诗文活动繁盛,我们选取有关徐渭题跋诗的两个代表性诗人案例。

黄仲则是清中期诗坛的天才诗人,是北宋黄庭坚弟黄叔达之后,与洪亮吉并称“洪黄”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)二月赴京候铨期间,他看到了一幅明代的《蕉阴宫女图》。想必徐渭擅画芭蕉已在当时被人熟知,所以黄仲则在作题跋诗时,随即想起徐渭,并选取徐渭芭蕉图中作诗的一韵,以次韵的形式作了《题明人画蕉阴宫女即次徐文长题诗韵》:记调弦索侍深宫,手种芭蕉绿几丛。行过蕉阴却回顾,美人心事怕秋风。(黄仲则《两当轩集》卷十五)

作为乾嘉诗坛领袖,翁方纲相较其他乾嘉学者,他的诗文中徐渭次数出现较多,其中题跋诗有《徐天池水墨写生卷》《徐天池写生卷》《徐天池梅花》《徐天池墨荷》《徐文长墨荷二首》等,载于其著作《复初斋诗文集》。

临摹仿拟

临摹徐渭作品的清中期文士阶层不止是职业书画家,很多有官职的文人或学者也参与其中,作为闲暇时的怡情雅事。

李秉绶是乾嘉道时期著名的书画家,早年曾在京师任职工部都水司官职,后嫌公务缠身,壮年时即辞去官职,定居桂林,专心画事,成为“岭南画派”的肇始人。李秉绶的画,其写意风格主要取法自白阳青藤一路,《粤西先哲书画集序》载:“李秉绶,江西临川人……工书画,梅竹尤佳。写意花卉以沈周、陈淳为宗,旁及徐渭、华喦。兰石则专师钱载。”

张问陶(号船山)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性灵派诗文家,被公认为“清代蜀中诗人之冠”,而他被诗名所掩的另一身份是书画家,且书画水平很高。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卷四十四《张船山先生事略》载:“幼有异禀,工诗,有‘青莲再世’之目……书法险劲,画近徐青藤,不经意处,皆有天趣。”从留存至今的张问陶书画作品来看,确有不少是走了徐渭的路子,如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《西崖诗意图册之积水潭》。

流转交换

有两例涉及用徐渭作品交换他人作品的情况。

乾隆四十一年(1776),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、进士陈崇本购得一幅徐渭书法对联,联曰:“腹中饥冷磨难熬,头上霜浓晒不消。”友人张埙看到后特别喜欢。由于张埙藏有明代董其昌书法得意之笔《七律卷》,故陈崇本提出,欲以徐书和董卷相交换。面对这个要求,张埙很为难,但最终决定不交换,而是委托翁方纲临摹这幅徐渭书作。充满戏剧性的是,翁方纲在临摹时发现,此书是徐渭赝品。

曾任乾嘉道三朝阁老、九省疆臣的一代文宗阮元曾于乾隆五十九年(1794)十二月得到一幅徐渭旧藏《〈鹅群帖〉卷首画》,上有徐渭题跋。阮元的这件收藏品被作为友人的书画篆刻家黄易(号小松)看中,阮元便委托黄易把此画临摹于一砚台背面,并许诺对方,若能摹成,便以此画相赠。过了十天左右,黄易果然摹成,阮元跋《鹅群砚》记录此事:“元得徐天池所藏《〈鹅群帖〉卷首画》,鹅意态逼真。小松司马见而爱之。元曰:‘能摹砚背则奉赠。’ 越日果持此砚来,其神采出天池上。盖天池所能小松能之,小松之能天池所不能耳。甲寅冬阮元识于小沧浪。”由此看出,阮元非常满意黄易此刻。

赏玩鉴定

徐渭作品在清中期即已出现赝品,故鉴定成了赏玩徐渭作品的方式之一。清中期的金石书画鉴定领域,大学士翁方纲当属第一名家,平生过眼书画之多很难有人企及,此亦可解释为何上文所述的徐渭作品题跋诗中他所作的数量较多。

乾隆五十一年(1786)正月五日,经学大儒毕以珣(号恬溪)携来一批古画求翁方纲鉴定,这些画有:沈周《桐阴高士图》、王翬《山水》、无款《芦雁》、文从简《梅石图》、徐渭《写生册》、虞楷《醉仙花》、陈洪《扇册》二十幅、沈周《松卷》、陈淳《写生册》等,经鉴定,徐渭《写生册》非真迹。

附带举一件徐渭的收藏品。乾隆四十二年(1777),金石书画家张燕昌(号芑堂)给翁方纲寄去一件明代万历元年出土的西晋太康年间瓦券拓本,翁方纲鉴定后认为,此瓦在明代出土后即被徐渭所收藏,并指出当时徐渭还为此写过诗。鉴定出来后,翁方纲作诗《张芑堂以晋太康瓦券拓本见寄,即徐天池赋诗者》。经查《徐文长文集》,确有此瓦券及徐渭作诗的记载:“柳元谷以所得晋太康间冢中杯及瓦劵来易余手绘二首。劵文云……二物在会稽倪光简冡地中,于万历元年掘得之……”。可见,冢中杯及瓦劵是柳元谷用来换取徐渭画作的交易品。

刻碑捶拓

乾嘉两朝是金石学大盛的年代,该时期的学者们多以寄情山川寻碑、拓碑为平生快意事。被誉为乾嘉朴学“开国元勋”与“领袖”的清代大学者朱筠(号笥河)曾于乾隆四十五年(1780)十二月二十三日,在浙江衢州游烂柯山时,专门嘱咐门人陈宋赋去拓山中所藏的唐宋碑刻及明徐渭断碑。

我们在其著作《笥河学士诗集》卷二十七《游烂柯仙洞》中看到,他在诗中交代了拓碑的原由,即“恐石漫灭”,这已经远超一般人仅因“嗜古”而拓碑的理念,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文物保护行为。

丨古今赏玩方式对比丨

上文所论的几种清人赏玩方式,具有一定的代表性,他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赏玩高雅艺术品的一个缩影。如今,我们的赏玩方式跟前代相比,有何变化呢?

最本质的是赏玩性质的变化。徐渭作品在今天已大多属于公立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国有资产,流散于民间的数量不多。这就使得赏玩性质从封建社会中的少众私人活动变成了政府认可、相关机构策划实施的大众群体活动,由此促成的赏玩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“展览”。通过展览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有二:一是观众的数量急剧增多;二是观众的阶级性淡化。徐渭作品的观众已不是以往仅以文士阶层为主的赏玩人群,今天的普通老百姓都有观赏的机会,传统优秀作品真正变成大众的了。由展览为主的赏玩方式还衍生出各类其他赏玩方式,如各类文创产品或用电子技术虚拟现实的VR(Virtual Reality)视觉体验,将来当然还会有更多的赏玩方式诞生。

深而思之,当今展览化的赏玩方式,其实是一种比较的方式。一场主题性展览上,往往会有画家各时期的若干作品出现,我们面对这样的展览,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比较各时期不同作品时,看到一个画家艺术探索的历程和最终风格的形成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前人所未有的全新体验,还要归根于我们的时代。

采取以清中期文士阶层赏玩徐渭作品的视角,我们看到这些赏玩方式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传播方式,通过雅集、题诗、临摹、交换、鉴定和拓碑等方式,徐渭的形象和影响就这样在百年之后鲜活地展示出来。徐渭的作品不仅有书画和诗文,还有印章和碑刻。清中期文士阶层对徐渭作品的热爱是发乎于心、现乎于行的。比如翁方纲,在诗歌方面《方纲仿徐天池笔意作诗,次韵二首》《青藤书屋歌,为山阴陈九岩赋》,书法方面《缩临徐天池诗于两峰〈萧翼赚兰亭图〉后,即次其韵》,此外在其交游中还出现了一幅《徐文长像》,笔者曾另撰文探讨此类肖像画,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把所绘人物视作先贤来祭拜。如果把徐渭故居——青藤书屋——也算一件徐渭参与设计(徐渭至少进行过植青藤、书牌匾等行为)的“作品”的话,那么清中期文士还有更高一级的“玩”法,显示出他们对青藤先生最崇高的敬意:

乾隆五十八年(1791),一个名叫陈永年的徐渭同乡“粉丝”买下了青藤书屋,之后此人及其子侄们对其进行修缮,并对之前陈洪绶所题青藤书屋之牌匾来了一个“修旧如旧”的保护,最后聘请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撰写《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》,旋由钱泳书丹,勒石立于青藤书屋。从记中得知,阮元还提议对方最好对徐渭墓地进行修缮,最后陈氏家族遵照了这一嘱咐。陈氏家族终于突破了“古不修墓”这一地方传统风俗障碍,在阮元鼓励下坚持对徐渭墓进行修缮,并形成每年春秋祭扫的惯例。阮元与陈昌的题记石刻,今嵌在青藤书屋的西壁上,它们是代表整个清人赏玩徐渭作品方式的最好注脚。

包子捷(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)